来福走的那天，我们一群人都哭了。我当时特别为来福伤感，听说他家挺穷的，其实年纪不比我们大几岁就出来当兵了。记得以前听我爸说过，有些时候部队里面的新兵蛋子常常被欺负得特别惨。我不知道来福那张傻乎乎、不会拍马屁的薄脸皮究竟能否在部队吃得开——甚至想得更远一些，他指挥教训的这一群人，在两三年后将会迈入高等学府，深造，好工作，好收入，好房子，好生活——而那时候，他在哪里？
这种想法被我妈听见又会被斥责为幼稚，而我爸则会呵呵一笑来原谅我的愚蠢。
我妈看问题永远从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这个角度出发。她的世界容不下弱者，也不存在什么“起跑线不一致”的不公平。你过得不好，票子少、房子小，那就怪你自己没能努力爬到高人一等的高度去过好日子，是你活该……
而我爸，则会从他那用《参考消息》和政，府内参培养出来的宏观角度去宽容我这个小屁孩微观的偏激。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均是暂时现象，而一个社会对于竞争和效率的追求大于公平，是发展阶段的需要，所以，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过好日子，现阶段从宏观角度来说……
全是废话。
我讨厌他们的冷酷。成人的冷酷。
我只记得来福对我们说，他羡慕我们能读书。
然后挥挥手，说：“好好学习。”
我哭得一塌糊涂。沈映鹤低着头，抿着嘴，不说话。
于是，我们正式开始了新学期。
一大早上，余伟就把沈映鹤他们这些坐在后排的高个子男生都叫出去搬书。一摞一摞用塑料绳捆扎的新教材被他们运进教室，我很兴奋。
每个新学期发教材，我都兴奋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这德行，教材是从第一排往后面传的，我那时候很羡慕前排的同学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——剔除掉所有页边折损或者有污点的，挑出一本最新的留给自己，剩下的传给后桌——然而后来我的一个小伙伴万分苦恼地说，她当时被分到一本破了的书，于是就重新挑了一本，把破的塞回去继续往后面传，被老师批评了。
当众批评。然后班里面一个很受老师喜爱的男孩子站起来，主动领取了那本破书，得到了全班的热烈鼓掌和老师的表扬，哦，还有一朵小红花。
我那个小伙伴非常非常痛苦，她盯着我，很认真：“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我朝那个男生要那本破书，他不给！这样下去，老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。”
我拍拍她的肩，真心地为她难过。
被老师记仇，还是一辈子，多可怕啊。
后来我也不知道那本破书的归属，是不是被他们两个中的某一个带回家用相框装饰起来了。
教材不便宜。作为消费者，怎么会抢着要一本破书？维权意识真他妈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