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胡闹！”
郑介民才刚刚接到戴笠的电话。就像顾长钧查到的那样，戴笠正打算跟比利时籍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合作，在河南创建华北战地督导团，并且已经开始筹备,打电话找他就是让他准备人手。不过顾长钧查到的资料并不够详细。此时的戴笠还并没有想到让赵理君也去河南，因为赵理君才刚刚从上海站调到重庆没多久，急呼呼地再次调走，对军统而言也并不是好事。另外，赵理君也是有命案在身的，这家伙刚刚在不久前奉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，刺杀了唐绍仪。
说起这唐绍仪，那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外交家，清政府总理总办、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，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，国民党政府官员，还曾任北洋大学校长。可说在民国创建之前，就在政坛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印迹，影响力极大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唐绍仪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，被认为唐是自卢沟桥事变后，“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”。上海沦陷后，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，自己仍留居上海。对此，国民党感到很不放心，蒋介石、孔祥熙等人不断派人游说，并以官衔及津贴笼络，希望他保持晚节，不要为敌所用。广东的抗日组织也派出代表劝唐离开此地，但唐绍仪始终不从。与此同时，唐绍仪周围的一些亲友，却在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。日本也有一个所谓“南唐北吴”计划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，负责做唐绍仪、吴佩孚的工作。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，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。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、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、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。于是当时上海、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、陈中孚、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，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，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，刻日南归，唐不予答复。到了3月19日，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，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，电文说：“请公善保晚节，否则自堕名誉，遗臭万年”，并汇去旅费2万元。唐仍置之不理，旅费也不肯收……可以说，唐绍仪这一步是走了昏招。他虽然历经政治风云、老于世故，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，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，有充分考虑；可他却太过自恃身份，以为自己虽身在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，可只要不主动得罪任何一方，保持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，就不会引来太多麻烦。他忘记了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。
1938年9月28日上午，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，亲自赴唐宅长谈，拉拢唐出山。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，汇报给重庆方面，蒋介石得到情报，终于对唐绍仪忍无可忍，也懒得再跟这老头打什么哑迷，直接指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。于是，戴笠就派出了赵理君。
唐绍仪爱好古董。赵理君打听到这一消息，就假扮卖花瓶的古董商找上了门，通过巧妙的安排，让唐绍仪单独带着他进了会客室。在会客室里，趁着唐绍仪鉴赏花瓶的当儿，赵理君用事先准备好的斧头从背后向其猛砍，唐绍仪立时毙命。之后,赵理君不慌不忙，将花瓶收好，离开会客室，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，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：“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，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，请你稍微等待一下，我马上即来。”然后迅速走出，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。等仆人发现唐绍仪遇刺，急忙将人事不知的唐绍仪送往医院抢救时，唐绍仪早已死去多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