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两万五千里长征。
常凯申志得意满，终于召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，并公然对洋人记者放出“中日友好”的言论，引来社会各界的一阵狂喷。
日本方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于11月中旬派出考察团，在访问中国的时候，甚至提出升级使馆的建议——希望将两国的公使馆，升级为大使馆。
外交使馆也是有级别之分的，大使馆为最高等级，公使馆属于第二等级。公使可以由本国直接任命，而大使的任命必须得到对方国家同意。
两者之间更详细的区别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：比如此时的驻美公使施肇基，他虽然代表中国在美国展开外交，但却没有权利请求会见总统罗斯福，更没有权利直接与美国高官谈判，除非事先得到了授权。而一旦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，施肇基就可以请求会见罗斯福，并直接与美国方面谈判了。
30年代初期的中华民国，好像还没有在任何国家设立大使馆。
日本这次显然抱有极大的“诚意”，也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了，升级使馆可以加快外交谈判进程。
日本外务省的经济提携方案也很有“诚意”，具体包括：
一，对作为“原料供应国”的中国，给予人力、物力援助；
二，日本得购买中国的原料，中国得购买日本的工业品；
三，中国必须镇压排日风潮；
四，中国如需要借款，日本愿予以考虑。
此外，日本还准备在上海设立2亿元的信用额度，用来“圆滑”两国间的贸易。
常凯申在看到这个方案的第一眼，差点气得掀桌子。这尼玛哪是“经济提携”啊，明摆着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，想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。
但戏还是得继续演下去，常凯申的演技堪称影帝级别。两国谈判还未正式展开，他就提前表现出自己的诚意，开始疯狂压制国内的反日运动，就连周赫煊的《非攻》杂志都被迫停刊。
背地里，常凯申顺手就把日本人卖了，让财政部长孔祥熙给驻美公使施肇基发去密电，声称日本愿意出巨款帮助中国应付白银危机，并将共同携手对付美国。他将日本提出的方案原封不动的发过去，并转述了日本的态度，“日本人认为，西方国家绝不会有效援助中国，中国是不得不转向日本的。”
日本那边也装得很像，甚至展开了国内宣传。大阪《每日新闻》刊载了广田外相的“对华新方针”：若中国愿倒向日本，则日本将对中国予以一切可能的财政与经济上的协助，将中国从一切国际束缚中解放出来。
一时间，中日两国都在各自国内，展开了“中日友好”的政治宣传攻势。